閒話藝術家除了存心用閒話為武器，報復洩憤，搞窩裡鬥外，還有一類人的愛說閒話，只不過是為了過“嘴巴癮”。這可算作“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他們與誰也沒仇沒怨，既不想打倒誰，也不想報復誰，既沒有目的，也沒有動機。他們之熱衷於講閒話，完全是“為閒話而閒話”，因此是真正的、純粹的、不折不扣的“閒話愛好者”甚至“閒話藝術家”。
這種人，人數雖不一定多，但能量大，影響廣，是“閒話運動”的中堅分子和骨幹力量。中國的“閒話事業”，多半要靠他們來維持和發展。因為他們對閒話最熱愛，最痴迷，也最不受其他非閒話因素的影響，因此總能保證閒言碎語的流佈和傳播。
從性格上講，“閒話藝術家”多半是些熱心快腸又心直口快的人。熱心快腸就愛管閒事，愛管閒事就熟人多，人緣好，資訊面廣，訊息靈通；心直口快就口沒遮攔，不看物件，逢人就講，到處傳播。總之，什麼話他們都能插上一嘴，什麼事他們都能插上一腳，沒有他們不知道的事情，沒有他們不敢發表的議論。加上沒有私利，沒有目的，沒有是非，傳起閒話來，也就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甚至常常站在十字路口，義務充當“新聞發言人”，在眾“望”所歸和一片喝彩聲中大過其癮。
這當然十分可愛，同時也十分可怕。因為他們的傳播閒話，完全沒有私心雜念。沒有私利，也就沒有立場，當然什麼閒話也都一律予以傳播，傷害了誰他可不管，而且還自認為很公正，因此也最可怕。老謀深算的窩裡鬥高手，要用閒話來暗箭傷人時，首先想到的“槍手”往往也就是他們。他們稀裡糊塗地被別人當了槍使，還任勞任怨，不計報酬，實在堪稱“閒話藝術家”。
這類寶貝之所以樂此不疲，細考其心理，又無非三端：其一是“責任心”，以管閒事為己任，甘願賠上時間，搭上精力，為與自己毫不相干的閒事四方奔走，到處遊說，似乎天下之興亡，社會之治亂，全系在他的一張嘴上。其二是“表現欲”，不甘寂寞，好勝心強，聽到一點風吹草動，立馬就要表現自己“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的“神通”。所以這類人講閒話時，聽眾越多，他的熱情就越高；如果沒人愛聽，便會落落寡歡，索然無味。其三是“快樂感”，即在傳播和講述閒話的過程中，能因這過程本身而體驗到一種快感。有無這種快感，是區分“閒話藝術家”與一般“閒話愛好者”的分水嶺。只有那些不帶任何功利目的，純為快感而講閒話者，才真正是“為閒話而閒話”，“為藝術而藝術”。
以閒話為樂事、為第二職業的“閒話藝術家”畢竟是少數，以閒話為武器、為鬥爭手段的“閒話陰謀家”也畢竟是少數。就多數人而言，他們的講閒話、聽閒話、傳閒話，則不過是為自己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增添一點“樂子”罷了。“世界大舞臺，舞臺小世界”，每個人都要在這社會舞臺上“表演人生”，倘無“戲劇性”，便未免乏味。聽閒話，即等於看戲；講閒話，即等於演戲；在傳閒話的過程中添油加醋，則無異於編劇之一了。
不過，“編劇”並非人人能當，“好戲”又必須連連出臺。尤其在古代，既無廣播可聽，又無電視可看，說閒話是重要的娛樂方式之一。單靠自家業餘創作，信口胡謅，遠遠不能滿足需求。何況倘若沒有口才，也說不好。
於是，以閒話為職業者，也就應運而生。
宮廷裡的“職業閒話家”是“弄臣”，主要的工作是和皇帝開玩笑、說笑話、閒聊天、逗樂解悶。皇帝也是人，不能整天板著臉辦公、說“正事”，也要消遣、娛樂、遊戲，包括說閒話，這就非有弄臣不可。“弄”者，戲弄也，故弄臣即“狎近戲弄之臣”。他們的工作，並不止於說閒話，有的其實是“男寵”，搞同性戀的角色，所以不大被人看得起。專一說閒話的則叫“文學弄臣”，又叫“文學侍從之臣”，較之男寵要稍為體面一點，有的還能“入閣拜相”，如清代康熙朝的高土奇即是。此外還有“太監”。太監原本是女性化的男人，自然不乏會說閒話者，給皇太后、皇后、嬪妃們說閒話的任務，就由他們承擔。達官貴人家裡的“職業閒話家”則是“清客”，即專一在這些人家裡幫閒湊趣的門客，比如賈政身邊就養了一大批。他們的任務，無非是做點詩，填個詞，說說笑話，行個酒令，湊湊趣，捧捧場，拍拍馬屁，打打秋風而已。弄臣和清客，因為都是隻有等皇上或權貴們“閒”下來時才“上班”的，所以他們的職業，也就可以統稱為“幫閒”。
幫閒與幫忙幫閒的職業，歷來不大被人看得起。皇上既把他們“俳優蓄之”，達官們也往往只有表面上的客氣，因此有抱負或有骨氣的文人便往往不屑一為。比如司馬相如，就常常裝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一心要做“封禪”的大文章。又比如李白，聽說玄宗召他，以為會委以重任，高興得“仰天大笑出門去”，聲稱“我輩豈是蓬蒿人”。及至到了長安，才發現不過是做“文學弄臣”，寫些“雲想衣裳花想容”的小曲，便氣得在街上喝得爛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最後終於掛冠而去。其實依我看，這兩位也用不著這麼惱火，因為實在看不出他們有什麼政治才能。太有藝術家氣質的人，其實不宜持政，因為他們只會“亂政”。試看會做詩的李煜，會畫畫的趙佶等人，哪一個不是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讓他們“幫閒”，應該說倒真是“知人善任”。
何況幫閒也不容易。魯迅先生說過：“必須有幫閒之志，又有幫閒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閒”(《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閒到扯淡》)，否則便不過是“扯淡”。所謂“真正的幫閒”，第一要“會說”，也就是要有好的口才，能夠舉重若輕，揮灑自如，風趣幽默，引人入勝，相當於“口頭文學家”。第二要“能講”，見多識廣，知今鑑古，無論什麼話題，都能接上碴兒，對上口，說出名堂來。這就要肚子裡有貨，至少是半個“學問家”。第三要“善道”，也就是要知道哪些話該講，哪些話不該講，無論講什麼，都只會讓人高興，不會讓人反感。這就簡直要有點“政治家”的天賦了。
說好閒話已屬不易，而要能做到“微言大義”，起到“振危釋憊”的作用，就更不容易。不但要為人正直，還要有過人機智。不過歷史上還真有這樣的人，比如戰國時的淳于髡(kun)和優孟等等就是。其中最優秀的，又當首推秦的優旃。“優”即“倡優”，是以樂舞戲謔為業的藝人。優旃是個侏儒，矮小丑陋，大約是滑稽演員這一類的人物，“善為笑言”，卻“合於大道”。秦始皇曾想建一個大獵場，東至函谷關(今河南省靈寶縣西南)，西至雍(今陝西省鳳翔縣南)、陳倉(今陝西省寶雞縣東)。優旃聽了後便說，好得很好得很!再多養些野獸在裡面，敵寇從東方來，只要命令麋鹿去抵抗他們就行了。秦始皇一聽，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後來秦二世當了皇帝，又異想天開地要用油漆來塗飾城牆，優旃一聽又說，好得很好得很!油漆過的城牆，又漂亮，又闊氣，又滑溜溜的，敵人來了爬也爬不上。只是塗漆倒也容易，但要找一問大房，把漆過的城牆放進去陰乾，就有點困難了。於是二世也一笑了之。這可真是片言談笑之間，便否決了一件於國於民有百弊而無一利的議案，實在應該說絕非“幫閒”，而是“幫忙”。
清客之中，也不乏能幫忙者。漢武帝(一說漢宣帝)時北海太守某公(一說名龔遂)的清客王先生就是。當時，皇上召見太守，王先生便對太守說，如果皇上問明公，“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明公打算怎樣回答呢?太守說，我回答：選擇賢良的人才，任其盡展所長，賞拔超異尋常的人，處罰不圖上進的人。王先生說，這就是自吹自擂，自誇功勞了。請明公這樣回答：“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北海太守見了皇上，當真如此對答。皇上一聽，果然“龍心大悅”，提拔北海太守為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令王先生做他的副手(水衡丞)。王某的話，算不上“正義”，但也是“幫忙”，不是“幫閒”。
可見“閒話不閒”。閒話講得好，便是“幫忙”；講得不好，便是“扯淡”。幫忙與扯淡之別，全在內容，不在形式。所以，歷史上的政治家、外交家雖不是“職業閒話家”，卻也大都會講幾句閒話，多少有一點講閒話所必需的文思、口才和應變能力。因為中國傳統的政治和外交，都往往有宴會。宴會是表示友好的形式，不能“打官腔”，只能“說閒話”。即便發生衝突，也只能用“閒話”來還擊和化解。三國時，有一次西蜀的使節張奉在孫權舉行的宴會上出言不遜，東吳方面十分惱火，又不便發作，於是東吳方面的薛綜便走過去向張奉敬酒，並十分隨意地問他：先生知道什麼是“蜀”嗎?“有犬為猾，無犬為蜀，橫目苛身，蟲人其腹”。張奉不高興地反問：先生難道不能說說什麼叫“吳”嗎?薛綜應聲道：“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座皆笑，張奉無言以對，只好認輸。可見所謂“折衝樽俎”，其實是離不開閒話的。
閒話與閒書閒話既然有這麼多的用處，自然就會有專門講閒話的書，叫做“閒書”。閒書又有兩種，一種專門記錄閒話，另一種則自身便是閒話。前者如魏文帝曹丕的《笑書》、同代人邯鄲淳的《笑林》都是。另外如有名的《世說新語》，也記錄了不少閒話。後者的範圍就更廣了。廣義地講，但凡供人閒暇時閱讀，並不一定要正式場合才使用，或並不一定要正襟危坐刻苦攻讀的書，都可以看作是閒書，儘管它們的內容未必都是“閒事”。這又是隻關乎形式而不關乎內容了。這樣算下來，則雜文、隨筆、散文、小說，總之，文學作品的半數以上，都應視為“閒書”。
這顯然要引起不少人的反對和憤怒。理論家會認為這是無視文學的社會作用，而作家則會認為這是故意貶低他們的“身價”，視作家為“倡優”。但是，請且慢大動肝火。第一，當今社會，人人平等，所司職業，只有社會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別。當一個“職業閒話家“，至少不比當一個“職業套話家”和“職業空話家”更“下賤”。第二，一本書有無社會價值，主要看內容；有無審美價值，則主要看形式。只要有高尚、健康、充實、於人民有益的內容，就有社會價值，而無論其形式“閒”與“不閒”。當年有人攻擊魯迅先生，說他的作品是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它所矜持著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先生不以為“掉價”，反將自己的雜文集名之日《三閒集》，以為略示反擊。顯然，先生對於所謂“閒書”問題，有著超於常人的深刻見解，與那些表面自命高雅實則俗不可耐的人，不可同日而語。
其實，閒書正如閒話，本身並無所謂好壞。關鍵要看你說的是什麼。比如前述優旃說的那些閒話，就利國利民，而且效果比正兒八經上“萬言書”要好得多。當然，閒話也害人。但，不是閒話，就不害人了麼?張春橋、姚文元寫的那些文章，還有那個時期“兩報一刊”的社論，不是閒話吧?害人不?可見，閒話害人，並不因為它是閒話。這就正如一把斧頭不幸被用來殺人，那罪過卻不在斧頭一樣。
更何況，閒書和閒話，還為生活之不可少。我們知道，閒話，原本並不是“背後議論批評”的意思，也不等於“不滿的話”、“壞話”，而是“閒暇時說的話”。閒書則是“閒暇時看的書”。它們不但是一種休閒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情趣。生活中，完全不說閒話的人有多少呢?讀書而完全不讀閒書的也不多吧?即便有那麼幾個，也十有八九刻板迂腐、枯燥無味、了無情趣，而且還活得很累。
因此我們不妨把閒書分為三類，一類是內容充實、意義深刻者，則形為閒書，實則正史。一類是形也“閒”，實也“閒”，雖無“重大意義”，但能調劑生活，放鬆身心，消除疲勞，打發時日，也有一定的作用。還有一類是內容空}同、毫無意義者，則只能算是“扯淡”。閒書容易變成“扯淡”，這倒是不可不防的。但“扯淡”者卻並非只有閒書。比如時下道貌岸然，文字枯燥，一本正經地在那裡扯淡的所謂“正書”，難道我們見得還少嗎?
如此說來，則閒書也可以說正事，正事也可以用閒筆來寫了。事實上，這類著作歷史上並不少見，比如清人袁枚的《隨園詩話》便是。它至今仍是中國美學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然而卻是“閒書”。這又再次證明閒書並非就一定沒有價值。相反，由於閒書態度閒適，文筆流暢，辯解敏捷，風趣幽默，讀起來輕鬆愉快，引人入勝，因此說起“正事”來，效果往往更好。寫這樣的好閒書，一要見解獨到，二要學識淵博，三要靈活機智，四要才氣盎然，才能寫得生機勃勃，發人深思。這就要有“舉重若輕”的功夫，絕非單憑“耍貧嘴”就可以奏效的。
本書要做的，也正是這樣一種試驗，——給嚴肅的學術著作以閒書的形式，或者說，賦予閒書以深刻的思想內容。所以，我將這種形式，名之日“隨筆體學術著作”。這一試驗成功不成功呢?作者心中並沒有底，就只好一任讀者諸君去鑑定，去品玩，去說三道四，去講“閒話”了。
已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