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軍以後軍略--如為其南進計，必先取滇越，以隔絕我對英、印之交道，此為其最大之要著：如其攻川，則為敵最不利之戰略也。故吾斷敵此時必取滇越而不攻重慶也。
這種揣測不無道理。
8月1日，松岡洋右向法國駐日大使安裡提出“日軍在越南過境及使用其飛機場”的要求。這實際上是《因應世界形勢推移的時局處理綱要》所內定之內容。然而安裡指出“這等於要法國對中國宣戰”而表示反對。
松岡洋右則強硬表示：“在軍事上有其絕對必要”，迫其承認。
與此同時，日軍第五師團已集結於中越國境線上，藉口須假道越南撤退而對法國當局施加壓力。
自近衛登臺後，美對倭關係益越惡化。以此，英美在太平洋似有合作之可能，以遏止倭寇南侵之趨勢。
這種推測，不無道理。
近衛登臺以後，便制定了以武力進攻東南亞為基本內容的“南進”作戰指導方針。其目的是：
(一)掠奪南洋地區豐富的戰略物資，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
(二)截斷援助中國抗戰的一切國際通道，逼迫蔣介石屈服；
(三)奪取南洋重要戰略位置，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設想。
日本的軍事經濟最缺乏的是石油、橡膠和銅，而這些為荷屬東印度及其他西洋國家所富有，因此“南進”是掠奪戰略物資，克服軍事經濟困難的重要手段。
日本準備“南進”的南方，正是英美的勢力範圍，這就自然而然地把英美捆到一個戰車上了。
再說逼蔣屈服一節，這也是英美所不允許的，英美之所以“慷慨”援華，其目的就是讓中**隊拖住日本、消耗日本，而使自己得以緩和，從中漁利。如果中國失敗，他們的企圖也便落空了。正像後來丘吉爾給羅斯福的電報所透露的那樣：“如果中國崩潰，將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機。”至於“大東亞共榮圈”顯然沒有英美的份兒，日本一旦奪取南洋重要戰略位置，英美便成了刀俎之肉。
英美合作是可能的，遏止日軍南侵是困難的。
德、意、倭三國同盟，果已實現，此在抗戰與國際形勢上於我實求之不得者，抗戰必勝之局已定矣!
第二次近衛內閣上臺以後，一方面研討“南進”策略問題，一方面也在抓緊推進日德意三國同盟問題。
9月9日，德國特使中塔瑪和松岡洋右開始祕密交涉。德國向日本提出：“日美戰爭已經無可避免。當日美開戰之際，德國願以飛機、戰車、武器等援助日本。旅居美國的2000萬德裔居民也將和日本合作。”日本方面也認為：“為了在法屬越南和荷屬東印度獲得特權，當以和在歐洲得勝的德國同盟為有利。”
1940年9月27日，經過3個星期的祕密交涉，日德意三個法西斯國家在柏林簽訂了結成軍事同盟的《柏林協定》，規定三國彼此承認德意在歐洲和非洲，日本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建立“新秩序”的特權。三國並以一切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互相“援助”。
三國同盟的協定還特別強調指出：“三國之中，任何一國如受到未參加歐戰或介入日華紛爭之某一國家的攻擊，則互相在經濟、軍事上加以援助。”
這裡所謂“某一國家”，指的是美國。顯然，三國都在以美國為假設敵了。
《柏林協定》的簽訂，標誌著世界法西斯反動勢力的結盟，並促成了侵蘇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對此，蔣介石高興地寫下了這頁日記。同時，向各戰區宣示了一份手令，蔣介石認為《柏林協定》的出現，是“抗戰最後勝利唯一的轉機”，“日寇分兵力弱，無力西進，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國際局勢的轉變，期待美英蘇的合作，造成最後勝利。”
蔣介石在此洩露了“保全實力，坐視成敗”消極抗日的天機，這便是廣州、武漢失守後，也就是抗戰第二階段，他所持的一貫思想。
英美表面雖故作鎮靜，但其對南洋之準備，必已恐不及而失之晚矣!然餘不能不警告：倭寇進攻新加坡、菲律賓之期在即矣!
9月中旬，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在日軍進佔越南即將行動時，會晤了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並予以警告：“日本的行動是自行破壞其維持遠東現狀的約定。”
同時，美國助理國務卿米耳茲代表病中的國務卿赫爾強烈譴責日本：“這等於完全佔領法屬印度的要求，竟以最後通牒強迫對方，如不接受，則立即派兵侵入。實與侵略中國之步調配合一致，侵略及於法國之殖民地。”
日本帝國主義對美國的警告與譴責置若罔聞。
1940年9月23日，日軍出兵佔領了法屬越南北部。
日本的一意孤行，刺激了美國。
9月25日，美國決定向中國追加2500萬美元借款。
9月26日，美國又擴大規定各級的廢鐵輸出都必須取得許可證，以此來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
9月27日，日本妄圖從德意那裡得到支援，於是日德意三國在柏林簽訂《柏林協定》正式宣告結盟。
英美的確處於迫在眉睫的危險境地，難怪蔣介石亦為之焦急!
今俄雖未加入同盟，而主動促成者，則為俄斯大林也。此後，如倭不速南進，則斯大林將以俄倭互不侵犯協定促倭南進，自在意中。如此，則美倭戰爭又為斯大林“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之陰謀所促成。
這乃偏見之詞。
且看日蘇“互不侵犯協定”簽訂背景如何？
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很早就懷有極大的侵略野心，只是在中日戰爭初期與蘇聯在張鼓峰、諾門坎兩次較量中遭到慘敗，才不得不推遲了侵蘇的時間，何況這時德國又同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
1940年夏，日軍開始南進侵佔東南亞和南洋地區，這主要是因為歐戰使法國和荷蘭崩潰，而英國也大為削弱。這對日本來說是俯拾即得之事，何樂而不為呢!
至於1940年7月，日本政府向蘇聯主動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從日本來說不過是個策略。日本一面拖延日蘇條約談判，一面又同德意協商旨在反蘇的三國協定。
其實談判雙方，都很清楚，簽約只是一個形式而已。作為蘇聯一方考慮，日本可能甚至肯定會背信棄義，但簽約總比不簽約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符合蘇聯政府旨在保障蘇聯安全和阻止戰爭地區擴大的基本意圖。再者，簽約，可暴露法西斯集團內部新的分歧：希特勒德國希望日本在遠東儘早開始軍事行動，無論是反對英美，還是反對蘇聯。可日本政府卻一意孤行獨自決定進攻的物件與日期。
可以想見，同盟國都制約不了日本，蘇聯與日本的一紙空文能起多大作用呢？說穿了，南進之舉，意在避重就輕，是日本政府獨自決斷的打法，而並非誰人左右得了的。
說“美倭戰爭又為斯大林‘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之陰謀所促成”，也不見確當。
日美關係到這時早已破裂，且看：
1939年2月8日，美國與中國簽訂了“桐油借款合同”這是援華舉動，日本政府能看不到嗎？
1939年3月，美國禁止對日信用貸款，禁止對日輸出飛機零件，同時通過了太平洋設防案。這一切，日本政府能容忍嗎？
1939年7月26日，美國又廢除了《美日通商航海條約》，使日本軍事物資來源被切斷。日本政府也能坐以待斃嗎？
何況，由於美國的舉動，英、法也隨之動作。
……
面對美國對自己日益沉重的打擊，日本忍無可忍了!於是出現了1940年7月16日不熱心於德意日三國軸心聯盟的米內光政內閣的總辭職和7月22日近衛第二次組閣。
緊接著7月26日，新內閣為推進“南進”政策和“大東亞新秩序”而決定了《基本國策綱要》，7月27日又決定了《因應世界形勢推移的時局處理綱要》。
這樣，對中國大西南加緊攻勢，逼蔣屈服。開闢太平洋戰場，把主要矛頭對準英國、荷蘭與美國(與此同時並不排除進攻蘇聯)，徹底“解決南方問題”便是日本帝國主義經過反覆研討最後決定的中心目標。
順帶說明，上面所提及的都是歷史事實，絕非為斯大林者辯護。如果說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所作所為帶有某些大國沙文主義色彩的話，那應另當別論。
一、日、德、意三國同盟以後的局勢：
(一)中倭媾和為“下策”。以倭對華侵略之野心，及其對中國積極移民之狀況，絕非一紙和約所能令其履行與撤兵；而且世界戰爭未了之前，何能使其對海南島等沿海島嶼之交還？我能鞏固西北與西南之根據地，倭寇亦無力西侵。
(二)參加英美戰線為“中策”。如新加坡或昆明失陷，則我國戰線因不能與英美取得聯絡，完全陷於孤立；而一面又遭俄國嫉恨，更促其對我斷絕關係，甚至轉使倭寇與**協以謀我，此於我最不利也。如果我西南昆明堅守不失，而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地依然無恙，與我國仍可聯成一氣，則待美倭戰局展開以後，英美需要我陸軍對倭參戰，屆時如俄不阻難，甚或俄已在英美戰線上聯合作戰，則我自可相機參戰。
(三)獨以倭寇為敵，而對英美、對德意皆採中立政策，以待俄國表明態度，或其參加戰爭以後，我乃決定取捨。如此則對美、對德、對俄皆有進退自知之餘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動抉擇。此獨立自主政策，乃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
二、中倭戰爭，勢必為世界戰爭之一環。故餘自去年歐戰發動時，亟望加入英法陣線，而英法反置餘於不顧；今則英法既敗，而美俄能仍未有行動，且倭已加入德意陣線後，餘料其必敗。倭既參加歐戰，則中倭戰爭自可包括於歐戰之內，而我反可無急求參戰之必要；此則去年今日中倭兩國之地位完全相反，我則可漸入主動地位，而敵則反受束縛，無法脫離其桎梏矣!以後，我國如何能操完全主動地位，是我今日最大的思慮，亦我今日唯一之要務也。
三、如俄倭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倭寇所能抽調東北兵力亦極有限；如其所抽調兵力全部用於攻華，則仍不能達其南進之目的。故其抽調兵力亦必為南進，於我無大害也。
四、倭攻昆明或緬甸，此餘早有準備，當可照預定計劃進行。若萬一滇緬交通完全斷絕，我亦有自主自保之實力，以待美倭海戰之結果。彼時，當可反守為攻也。
五、將來倭寇實施南進政策與發動美倭戰爭之時間。第一，在倭本身非南進與非攻美不可之因素與事實俱已存在。第二，在俄允倭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後，方能促進南進也。故美國欲緩和倭寇，決不能生效，其主因全操在俄與倭也。
六、我如實力再損，則俄必助**組織中國蘇維埃人民政府，令其與倭妥協，以遂其消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陰謀；但只要我能維持既有實力，則俄亦不能積極為害於我。
這是蔣介石在他54歲生日這一天，再次考慮今後應採取的國際戰略。
他在權衡利弊，反覆比較後，確定只有中立、獨立自主政策為“上策”。但似不可能，因日寇南進範圍指得很明白：“以日滿華為骨幹，指在印度以東、紐西蘭以北的南洋地區”，既然如此，中國與南洋便膠在一起，不可能採取“中立”。
倒是參加英美戰線比較適宜，可又不是蔣介石所說的那樣，“如果我西南昆明堅守不失，而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地依然無恙，……英美需要我陸軍對倭參戰，屆時如俄不阻難，……則我自可相機參戰。”
後來歷史證明，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同盟軍最高統帥，中國遠征軍入緬，協助英國作戰，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南部早已不保了。如果都“不失”、“無恙”參加英美戰線就全無意義。
當然，那“下策”是不能去考慮的下下策。
蔣介石從六個方面總結分析，料定日本必敗。
第六方面，暴露出他對蘇聯與**依然耿耿於懷，放心不下的陰暗心理。
此雖為美國之內政，然有關於世界之安危與人心之振靡者極大。
美國之民主，令人羨慕不置，特電羅斯福總統，祝其成功。此乃出餘之至誠，而非可以普通應酬之電文視之也。
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首領中間”，是“最有才能的人物”。羅斯福從1933年3月4日出任美國第32屆總統以來，實行“新政”，使美國從經濟危機中挽救出來。對國內，在一定程度上加強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對勞動人民採取“懷柔”讓步政策；對外，美蘇建立了外交關係，改變了美國政府過去不承認蘇聯的立場。另外，對法西斯國家，他採取不支援的外交政策。這一點，受到了美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援。他是一位有遠見卓識、有魄力的資產階級政治家。
1940年11月5日，羅斯福作為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擊敗了共和黨候選人威爾基，第三次當選為美國第34屆總統。
蔣介石對羅斯福的當選，喜不自勝，當即向羅斯福致電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