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中旬，梁老師應毛主席、周總理之邀來到北京。1951年，在全國政協第一屆三次會議上，被增補為政協委員。梁老師在這次大會上作了“信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改造自己”為題的發言。發言中曾講：“我們的會議在聽取報告表示擁護之外，是不是亦可以亦應該有些合理化建議呢?!”表達了他想進言的意向。
1951年10月，梁老師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長文，開始檢討自己的錯誤。1952年5月，他又寫出《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長文，進一步分析了自己過去過分強調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不承認中國社會存在階級和武裝鬥爭的錯誤，認識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梁老師將他寫出的這篇檢討自己錯誤的文章，送請毛主席指教。後來毛主席告訴他說：全文太長，請林伯渠同志給他念了幾段，梁先生思想有進步，還應繼續努力等意思的話。
1953年9月，在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次會議上，梁老師在周總理的一再邀請下，發了言。他在表示擁護總路線之後，提請領導上注意農村問題，把他聽來的在農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農民生活艱苦的話，都講了出來；他還講，交通運輸和輕工業的發展，領導上一定也有一個相應的規劃，希望讓大家知道。他本著1951年他曾講過的，在政協會議上，除了表示擁護還應有些合理化建議的精神，講了自己心中要講的話，不料這一席發言，遭受到毛主席的批評，導致一年多的對梁老師的大批判。
梁老師從1950年1月到北京後，兩年多來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邀請接見，是毛主席的座上客；至此，一下子就成了反動派、反面教員，過去的一切活動和言論都被否定。在受到如此重大委屈的情況下，他懊悔的卻是自己不該在大會上頂撞毛主席，不該把朋友講的話拿到大會上講，政治影響不好，檢討自己不該意氣用事，而未動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念。
1957年，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前，周總理召集少數知名人士座談，徵求意見。梁老師應邀出席，發言說贊成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並說：“一讓兩有，一爭兩醜。漢族與少數民族，都要互以對方為重。”周總理總結時說：“我同意梁漱溟先生說的‘要互以對方為重’這句話。”
“互以對方為重”是中國人的傳統精神，梁老師應用到處理社會上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的關係上，啟導了時代的新機運。
在十年動亂時期，梁老師遭遇了被抄家、遊街、批鬥等等衝擊和折磨。在“四人幫”猖狂摧殘中國文化、摧殘老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在萬馬齊喑之時，梁老師為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為維護人的尊嚴，再次仗義執言。1974年春，在當時熱火朝天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梁老師堅持應一分為二看孔子的觀點，歷數孔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建樹與影響，反對把孔子與林彪相提並論，毅然指出劉少奇和彭德懷都是為國家和人民公開提出主張，“他們的錯誤只是所見不同或所見不對”。梁老師在被大會圍攻三天之後，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1974年春節，我和老伴給梁老師拜年時，談起當時開始宣傳的“批林批孔”運動，梁老師講：“他們批林、批孔、批周公，你們知道麼?批周公實際上就是批周總理!”梁老師多年來敬重周總理。他在政協學習會上，就“批林批孔”運動作的長篇發言，不但是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和人的尊嚴，而且有現實意義。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老師一邊受大會、小會批判，一邊憤筆寫作。寫出《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一文後，繼續撰寫《人心與人生》一書，1975年7月初脫稿；接著又修改了早年寫的《東方學術概觀》，補充《人心與人生》一書中對東方學術弘揚之不足。
《人心與人生》一書，是梁老師探索人生真諦、歷經50年之久的苦心鑽研而寫出的著作。他參考了古今中外有關專家、名人的大量著作，綜合有關人類研究的各門科學而會通，對人心與人生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人類生命異於動物生命者，在人類不斷爭取上進，在有自覺，在有理性。”“暴力——強霸之力……此鬥爭本能為人類同於動物所未能免。當其掩復著理性、理智而行動，即屬愚蠢可憫，人類原不是隻有聰明，絕不愚蠢呀!”“鄙棄暴力，屏除一切暴力，人類將來有可能有這一天。”並講：“假如整個社會人生藝術化……那應當是人類文化最理想優美的極則吧!”書中再次指出：“世界最近未來是古中國文明之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