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個心靈正常的人，不需要來自同類的愛和理解呢?然而，哪一個真正獨立的思想家，不曾體會過孤獨的滋味呢?當尼采認清，孤獨乃是真正的思想家的命運，他就甘於孤獨，並且愛自己的命運了。在既自願又被迫的孤獨中，在無家可歸的漂泊中，靠著微薄的教員退休金，尼采度過了他生命中最豐產的十年。倘若不是因為精神失常，這種孤獨的漂泊生涯會延續到他生命的終結。可是，1889年以後，他的神智始終處於麻痺狀態，只是在母親和妹妹的護理下苟延無用的生命。他於1900年8月25日在魏瑪去世，而他的生命在1889年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新世紀的早生兒
尼采的命運，有時令人想起屈原。這位"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楚國大夫，當年被腐敗的朝廷放逐，漂泊於瀟湘之際，在世人眼中是個狂人和瘋子。尼采，這位世紀末的漂泊者，又何嘗不被世人視為狂人和瘋子?
尼采也的確狂，狂妄得令人吃驚。他的自傳，單是標題就夠咄咄逼人的了："我為何如此智慧"，"我為何如此聰明"，"我為何寫出如此卓越的著作"，"我為何便是命運"……他如此自信："在我之前沒有人知道正確的路，向上的路；只有在我以後的時代，人們才有希望，有事業，有達到文化之路，在這路上我是一個快樂的先驅者。"《看哪這人》。《尼采選集》，第2卷，第468頁。他甚至斷言，人類歷史將因他而分成兩個部分，他將取代耶穌成為紀元的依據。
尼采的病歷表明，他的精神病起於器質性腦病。不過，他的發病方式頗有自大狂的意味。當時，他的熟人和朋友們突然收到了他的一批奇怪的信，署名自稱"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和"狄俄尼索斯"。當他的朋友奧維貝克趕到他的漂泊地去接他時，他又唱又舞，說自己是死去的上帝的繼承人。
也許，他的自大是一種心理上的過激反應，因為世人對他的遺忘和誤解，他就愈加要自我肯定?
瘋人的狂言似乎不必理會。然而，狂言裡有真知。尼采對於自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是有清醒的領悟的。他說："我輩天生的猜謎者，我們好像在山上等待，置身於今日與明日之間，緊張於今日與明日之間的矛盾裡，我輩正在來臨的世紀的頭生子和早生兒，我們現在即已看到不久必將籠罩歐洲的陰影……"《快樂的科學》第343節。《尼采全集》，第5卷，第272頁。"我輩新人，無名者，難於理解者，一種尚未證實的未來的早生兒……"《快樂的科學》第382節。《尼采全集》，第5卷，第343頁。一句話，他把自己視為新世紀的早生兒。孤獨，遺忘，誤解，責難，都從這種特殊的地位得到了解釋。
尼采所預見的"必將籠罩歐洲的陰影"，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危機。這一危機在十九世紀已露端倪，在二十世紀完全明朗化，特別是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為西方思想界廣泛地談論著。危機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傳統價值觀念的崩潰。資本主義有力地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與之相伴隨，在哲學上便是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半分天下，佔據絕對優勢。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經驗主義或理性主義哲學，都從根本上動搖了歐洲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代之而起的是對於科學、理性和物質文明的迷信。接著，這種迷信也動搖了，人們發現，科學也有其侷限性，單純的物質繁榮只能造成虛假的幸福。歐洲人失去了過去藉以生活的一切信仰，面對傳統價值的荒涼廢墟，苦悶彷徨，無所適從。
在十九世紀，最早敏銳地感覺到這種危機並且試圖尋找一條出路的人，來自左邊的是馬克思，來自右邊的是克爾凱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
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揭示了資本主義物質繁榮背後的人的異化現象，並且確認，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和私有制。他從中引出了社會革命的結論。
克爾凱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試圖尋找另一條路。他們訴諸人的內心生活領域，想依靠某種"精神革命"來解決普遍的精神危機。這三個人，出生在不同國家（分別為丹麥、俄國和德國），活動於不同領域（分別為宗教、文學和哲學），基本上不相與聞，各自獨立地得出了某些共同的見解。他們的思想在精神實質上異常一致。尼采在1887年讀到陀氏的《地下室手記》法譯本，在此之前他還不知道有陀氏這個人，他描繪自己讀此書時的感覺道："一種血統本能直接呼叫出來，我的欣喜超乎尋常。"轉引自W·考夫曼： 《存在主義哲學》，臺灣商務版，第57頁。他還讀過《死屋手記》，讚歎陀氏是"深刻的人"，並且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從之學到一點東西的唯一的心理學家，他屬於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運情形"。《偶像的黃昏》： 《一個不合時宜者的漫遊》。《尼采全集》，第8卷，第158頁。1888年，尼采第一次聽到克爾凱郭爾的名字，已經來不及有機會讀他的任何著作了。在這三個人中，若論思想的豐富性和徹底性，還是要推尼采。